最近，电影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》大热，票房至今已突破22亿元。片中，制作华美的殷商服饰，制作精良的斧钺、战车等道具，引发人们对商周历史的兴趣。借着看完电影意犹未尽的兴致，我阅读了史学专著《翦商》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翦商的“翦”，通剪刀的“剪”，意为“剿灭”，出自《诗·鲁颂·閟宫》。《翦商》讲述了周朝王室如何以弱克强、联合诸侯，一步步灭掉商王朝，完成朝代更迭的。

“武王克商”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，从不断翻拍的电视剧《封神榜》，到“90后”的童年回忆《哪吒传奇》，再到最近的电影《封神第一部》，都以这个故事为蓝本。故事中，人物是黑白分明的，纣王暴虐荒淫，苏妲己心狠手辣，周文王宽厚儒雅，周武王刚勇正义。由此，“翦商”也被简化为善良战胜邪恶的人格胜利。

但事实上，《翦商》的作者李硕认为，并非因为纣王个性嗜血，周才要灭商，而是商的“人祭”宗教，引发了周和其他诸侯国的强烈不满，商才一步步走向灭亡。书中，李硕用冰冷、理性的文字，透过一个个考古现场，还原出商朝阴森可怖的“人祭”场景——商人用杀戮战俘和异族的方式给神明、祖先献祭，祈求他们保佑的同时，也在不断强化着商人内部的族群认同。“人祭”在今人看来，多么不可思议，而在当时，竟是商朝维系统治的主要方式。

在李硕看来，“翦商”的意义，不止于朝代更迭，而是华夏文明的新生。书中这样写道，“周灭商后，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……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，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，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。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。”

商周之变后，周公建立了新的政治-道德体系，它围绕人的德行展开——君主爱民、仁厚、勤政，以此获得百姓的支持信赖；百姓遵守秩序、崇尚道德、相互体恤，以此构建充满温情的和美社会。这套无比接近后来儒家学说的价值观，被李硕称为“华夏世界的标准叙事”，而此前商朝暴虐血腥的政治记忆，则慢慢被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。

商周之变的过程，也是中华民族性格被大大丰富的过程。在李硕的研究中，周文化和商文化差异很大，“商人直率冲动，思维灵活跳跃，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；周人则隐忍含蓄，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，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。”商周更迭后，周人性格中“谨慎、谦恭、重集体、富于忧患意识”成就了“中华民族的样板品格”，而商人性格中的“自信”和“创造力”也被很好地保留下来。我们不妨想想今天的自己，是不是既像周人，又像商人？

商朝距今已有3600多年，保存文献极少，很多历史线索只能通过考古遗址去推测和还原。但一个优秀的历史作家，不仅有科学家的缜密严谨，也有文学家的想象力创造力。

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，书中描摹出许多生动的古人生活画面，比如：“黄河水漫流在绿色大平原上，淤积出一片片沙洲，芦苇荡宛若迷宫……偶尔有人驾木筏驶入芦荡，设下捕鱼笼，用骨头磨制的鱼钩钓起鲶鱼和鲤鱼……”“一大群穿着土黄或暗红色麻布短衣的外来者，从南方缓缓走近，驱赶着褐色的水牛群，甚至还有几头高大的亚洲象……有些牛驮载着包裹，有些拖曳着吱呀作响的双轮车……”这些舒缓、灵动的文字，穿插于理智、客观的考古学分析中，足以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。

全书最打动我的，是周文王姬昌在狱中励精图治的内容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写道：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”。足见，周文王被纣王囚禁七年，最终反败为胜的故事，是中国历史上“苦难辉煌”的标志性事件。一国之君，囚禁羑里，名声扫地，儿子伯邑考前来赎父被无辜杀害……很难想象，周文王承载了多少苦痛辛酸。

书中，李硕提出创见——周文王在狱中推演出的《易经》，很可能是他牢狱生涯的日记，其中记录了对“翦商”大业的思考，也记载了他目睹伯邑考被纣王陷害等种种狱中见闻。在推演《易经》的过程中，周文王逐渐意识到，世间万事万物都充满变化，即“易”。即便以弱周胜强商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事，也可以通过周密准备和把握时机来达成。正是依靠这样朴素的信念，周文王挺过了艰难岁月，协助儿子姬发推翻了商朝统治。

回到本书的作者李硕。今年3月15日，这位青年历史学家发文称，自己身患绝症，“即将告别这个世界”。好在，他5月底接受的手术很成功。据李硕的朋友讲，李硕“健康状况稍有好转，又开始盘算起了下一步的行走和写作计划”，似乎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也许，李硕天生有这样的良好心态，也许，他在写作《翦商》的过程中，真正走进了周文王的内心世界，意识到所有困厄都是暂时的，希望就在前方。不管怎样，我们还是祝福他早日康复，继续他“一直写到唐代”的著史计划。

新华日报·交汇点记者 金亦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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